其他
晏月平，徐岗程｜云南边境地区人口与经济耦合协调变迁研究（2000~2020）
晏月平，女，湖南益阳人，云南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为人口经济学、人口社会学。
徐岗程，男，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边境研究、空间人口学。
引 言
在反映区域发展水平时，人口与经济是不可替代的要素，是衡量地区差异的重要指标。边境县域人口与经济有序协调分布，可以有效缩小区域差异，对促进边境县域协调可持续发展，维护边境长治久安具有重要意义。而经济和人口的空间分布态势作为区域发展空间均衡过程的体现，与区域差距的形成有密切关联。因此，通过空间分析可以更为直观准确地反映区域间人口与经济发展状况与现实差距，并据此探寻差距背后的原因，可更科学地提出提升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恰当路径。本文以云南省25个边境县（市）为研究对象，首先对其人口变动与经济发展趋势进行空间耦合分析，以反映不同边境县（市）人口与经济耦合协调水平及变迁趋势；其次，以人口要素为切入点，基于OLS回归模型对影响人口与经济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的各项因素进行具体分析，以探讨人口要素对边境县（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并寻求因地制宜的、具有边境地区特色的发展路径，为中国各边境地区繁荣稳定发展提供相关建议与参考咨询。
一、文献回顾
在中国边境，人口减少是人口变化的主要特征，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均生产总值与全国平均水平的相对差距和绝对差距均有所扩大。聚焦于我国不同边境地区的研究发现：东北边境地区总体人口数量增长缓慢，区域内部人口分布不均，并且经济社会发展出现较大差异；西南边境地区人口空间格局演变与地缘政治经济环境关系密切，人口总体增长缓慢，流动人口数量增长迅速，人口呈持续外流趋势，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聚焦云南省边境县（市）的研究同样发现，该区域呈人口总量持续增长、人口分布不均的特点，人口空间分布与区域经济发展、区位条件等空间差异存在显著相关性，且因为地理区位、自然条件的差异，云南省边境县（市）内部的发展参差不齐，差距较大。
通过文献梳理与归纳发现，既有边境县（市）研究重点针对我国边境县（市）人口结构与分布的变化进行分析，鲜有将边境县（市）人口与经济变动相结合的综合研究。但人口与经济作为衡量区域发展水平的两个重要指标，人口变动与经济发展间存在复杂且密切的关系，在分析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时应综合考量。西方经典理论对人口与发展的论述中，古典经济学派认为人口增长有利于发展，威廉·配第认为应增加生产人口数量，弗朗斯瓦·魁奈认为财富因人口需要而增长，同时财富的增长能引起人口的增长，亚当·斯密同样主张人口增殖。之后马尔萨斯表达了对人口与生产资料间关系的悲观观点，他认为“人口增殖力和土地生产力天然地不相等”，即人口的增长速度快于生产资料的增长速度，最终生产资料的匮乏又会抑制人口的增长。《增长的极限》逐渐让人们重视人口、经济和自然间的关系，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人口与经济的增速需要受到约束。就我国近年来的情况而言，劳动力供给的减少、“刘易斯拐点”的显现、人口红利的过早终结等都增加了经济减速的风险，尤其是人口红利的过早终结以及随之而来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均迫使我国寻求新的经济发展动力。在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今天，人力资本成为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动力，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将关注点放到人口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关联上来。其中，学界广泛认为高素质的人口可以增加资本的吸收能力，并且提高人口质量的投资能够促进经济繁荣。尤其是对人口流出较为严重、生产资料较为有限的边境县（市）而言，适度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成为提升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关键抓手。
本文基于文献梳理与研究需要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进入21世纪后，云南省边境县（市）人口负增长、人口内迁外流愈加严重。
假设2：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边境县（市）在人口再分布中占优势地位，进一步促进其经济发展，使云南边境县（市）间人口分布与经济社会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
假设3：人口数量并非促进边境县（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应重点聚焦提高人口质量，因地制宜调整产业结构促发展。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二）研究方法
1. 地理集中度
地理集中度是衡量人口规模和经济发展情况在区域内集中程度的指标，以及在整体区域内的影响程度。本文将云南省25个边境县（市）作为一个整体空间，分别使用人口地理集中度、经济地理集中度，研究该区域人口、经济空间分布和聚集特征。计算公式如（1）：
其中
2. 偏差值
通过引入偏差值（P）概念体现同一时期地理集中度最大值和最小值的差距，以此反映云南省25个边境县（市）之间的人口、经济地理集中度差距及变化趋势，直观地反映出区域内人口、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和变化。计算公式如（2）：
3. 耦合协调指数
为深入分析与解释云南边境地区人口与经济空间耦合协调特征，本文采用耦合协调指数来表征该地区人口地理集中度和经济地理集中度的关系。计算公式如（3）：
本文为探讨人口要素对云南省边境县（市）人口与经济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在充分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可操作性与有效性前提下，构建一个短平衡面板数据，得到全样本观测值共计75个，采用混合OLS模型进行分析，模型方程如公式（4）：
其中，i表示不同的边境县（市），t表示不同的年份。I为公式（3）所计算得到的耦合协调指数，亦为因变量。RL为15~6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本文选取此指标反映区域内现有劳动力资源情况，且因为劳动年龄人口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的同时亦有巨大消费需求，故借此可反映出区域的人口数量红利情况。此外，借此指标侧面反映人口数量情况，还可避免因选择人口数量指标进行回归分析造成的自变量和因变量本就存在相关关系的问题。Edu为平均受教育年限，该指标可反映人口质量和人力资本情况；Urb为城镇化率，该指标可反映区域内人口在城乡的分布情况，此外因为城乡出生预期寿命存在较大差距，并且城乡受教育水平存在差距，侧面也可以反映区域内人口质量情况。lnp1、lnp2、lnp3分别为第一、二、三产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重的对数，为避免多重共线性故进行取对数处理，由这3个指标可反映就业人口结构情况。并且，本文还考虑到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故加入NCP指标，赋值为0和1（0为未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1为受到影响），且由公式（4）可知，NCP指标仅受时间维度的影响，同一时间维度其取值不随地点变化而变化。
此外，因同一边境县不同期之间的扰动项一般存在自相关，故普通标准误的估计并不准确，因此本文使用以“边境县（市）”为聚类变量的聚类稳健标准误，以更准确地反映各自变量与因变量间的关系。
三、云南25个边境县（市）人口与经济基本特征
（一）人口负增长范围持续扩大，负增长边境县（市）显著增加
2000~2010年，共21个边境县（市）人口正增长（图 1），其中江城县年均增长率最高，为1.946%，高于云南省同期值的0.819%。有12个县（市）年均人口增长率高于云南省均值。仅镇康县、耿马县、沧源县和孟连县4个县人口负增长，其中孟连县年均人口增长率为负4.223%。期间临沧市3个边境县均为负增长，说明全市边境人口外流情况尤为严重。
2010~2020年，仅9个边境县（市）人口正增长。其中瑞丽市年均人口增长率最高，为4.009%，说明大量人口流入该市，远高于云南省同期值的0.259%；有8个县年均人口增长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共16个边境县（市）为人口负增长，其中马关县年均人口增长率最低，为－1.415%。期间，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保山市和临沧市4个州（市）所有边境县人口均为负增长。
总的来看，2000~2020年，云南省25个边境县（市）对人口“吸力”与“拉力”存在较大差距，人口负增长范围越来越广，人口外流愈加严峻，其中临沧市所有3个边境县自21世纪以来均为人口负增长。同时，全省人口增速逐年放缓，2010~2020年年均人口增长率较2000~2010年明显下降，降低了0.561个百分点。
（二）大多边境县（市）GDP增速超过全省均值，部分增速放缓
2000~2010年，年均GDP增长率绿春县最高，为18.956%，陇川县最低，为12.942%（图 2）。同期云南省为14.431%，共18个边境县（市）高于云南省平均水平，仅耿马县、瑞丽市、景洪市、沧源县、勐腊县、芒市和陇川县7县（市）低于全省均值。此外，普洱市和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边境县（市）年均GDP增长率均高于全省均值。
2010~2020年，年均GDP增长率河口县最高，为19.519%，盈江县最低，为11.338%。同期云南省为12.316%，较上一个十年降低了2.115%，共24个边境县（市）高于云南省平均水平，说明绝大多数边境县（市）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增速快于全省均值。仅盈江县不及全省均值，相比2000~2010年降低了6.247个百分点，说明该县经济发展速度明显放缓。
总的来看，2000~2020年，云南省各边境县（市）经济稳定向好发展，但需注意的是，这与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起点较低有密切关系。此外，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有14个边境县（市）GDP增长率有所回落，经济发展减缓，且各边境县（市）发展呈现一定差距。
四、云南边境县（市）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耦合及特征
进入21世纪，尤其是2010年以来，云南边境县（市）经济社会发展积极向好，但各县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差距愈加扩大，且部分边境县（市）经济增速放缓。实现高质量发展已成为各边境县（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目标。本文将云南省25个边境县（市）视为一个整体，借助地理集中度和耦合协调指数等方法，更为客观地探讨该地区人口与经济发展变迁及空间特征。其中，地理集中度考虑了区域面积因素, 是测量所研究对象空间分布的有效指标, 也是测度集聚水平的一个有效指数，通过考虑区域面积因素以更准确地反映要素的空间分布特征。在地理集中度基础上采用耦合协调指数将人口与经济要素联结，以表征人口地理集中度和经济地理集中度的关系，可以更为深入地分析人口与经济空间耦合特征。
（一）人口地理集中度空间分布及特征
1. 整体呈“东西高、南北低”典型特征
2000~2020年，云南省25个边境县（市）人口地理集中度总体呈较为稳定的“东西高、南北低”特征（图3）。东西两侧边境县（市）人口地理集中度较高，具体包括瑞丽市、陇川县、芒市、龙陵县、腾冲市、金平县、河口县、马关县和麻栗坡县9个县（市），其人口地理集中度始终大于1，说明在考虑县域国土面积的基础上，上述县（市）聚集的人口持续高于该区域标准的人口数量。而南北两侧的边境县（市）人口地理集中度指数相对较低，具体包括贡山县、福贡县、泸水市、盈江县、西盟县、澜沧县、勐海县、勐腊县、江城县和绿春县。这10个县（市）人口地理集中度始终小于1，其中贡山县、江城县该值始终小于0.5，说明在考虑区域面积因素的基础上，上述10个县（市）人口聚集程度低于该区域标准水平。在综合考虑出生率和死亡率持续降低情况下，人口地理集中度始终大于1和小于1的边境县（市）分别存在长期持续的人口流入和流出的社会现实。
2. 瑞丽市地理集中度最高，贡山县最低
具体分县（市）看，瑞丽市人口地理集中度始终处于25个边境县（市）最高水平，说明其在2000~2020年存在明显的、大量的人口流入，意味着其经济社会发展得到较大的推进；贡山县和江城县人口地理集中度始终处于最低等级，其中贡山县人口地理集中度始终处于最低水平，仅在0.11上下小幅浮动，说明其人口流失较为严重；景洪市人口地理集中度呈不断增加趋势，说明该县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在逐年增强；富宁县在2000年、2010年人口地理集中度大于1，而在2020年小于1，且其人口地理集中度持续降低，说明该县对人口的“拉力”逐年减弱，同时“推力”可能呈现持续增加态势。此外，临沧市边境县人口地理集中度呈持续降低趋势，这与其长期持续人口负增长情况关系密切，也说明该县人口在持续净流出。
基于以上综合分析可看出，假设1得证。
图3 云南省25个边境县（市）人口地理集中度（2000~2020年）
（二）经济地理集中度分布及特征
1. 整体呈典型的“三足鼎立”态势
如图4所示，2000~2020年云南省25个边境县（市）经济地理集中度总体呈稳定的“东、西、南部三足鼎立”特点，位居东、西、南部的边境县（市）经济地理集中度较高，瑞丽市、腾冲市、陇川县、芒市、龙陵县、耿马县、景洪市、河口县、马关县和麻栗坡县10个县（市）经济地理集中度始终大于1，说明在考虑区域面积因素的基础上其经济发展水平高于该区域标准水平。上述县（市）持续取得较好的经济发展结果，并且多个县（市）拥有国家级口岸，说明口岸红利影响愈加显著。而经济地理集中度低的边境县（市）离散分布，贡山县、福贡县、泸水市、镇康县、沧源县、盈江县、西盟县、澜沧县、孟连县、勐海县、勐腊县、江城县、绿春县、金平县和富宁县15个县（市）人口地理集中度始终小于1，其中贡山县、福贡县、澜沧县和江城县甚至始终小于0.5，说明在考虑区域面积因素的基础上其经济发展水平低于该区域标准水平，这些县（市）的经济持续发展面临困境与挑战。
2. 瑞丽市、河口县集中度相对较高，贡山县、福贡县、澜沧县和江城县较低
具体分县（市）看，瑞丽市经济地理集中度始终处于25个边境县（市）中最高等级，证明其在2000~2020年间经济发展水平持续保持高位，经济发展取得了较好业绩。河口县经济地理集中度呈不断增加的趋势，并在2020年达到最高级水平，证明其经济取得快速的、高质量的发展。不过，该县经济地理集中度从2000~2010年仅增加了0.25个单位值，而2010~2020年间增加了约0.91个单位值，可推断出，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扩大与深入，以及“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发展，拥有中越边境云南段最大口岸的河口县依赖边贸和口岸红利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而贡山县、福贡县、澜沧县和江城县的经济地理集中度始终位于最低等级，其中贡山县的经济地理集中度始终最低，即使在2020年其经济地理集中度达到新高，也仅为0.14个单位值，证明该县经济发展面临严峻挑战。盈江县在2010年经济地理集中度短暂大于1，而在2000和2020年均小于1，证明经济发展状况总体上不容乐观。此外，普洱市和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边境县经济地理集中度始终低于1，证明其经济发展面临困境，亟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图4 云南省25个边境县（市）经济地理集中度（2000~2020年）
（三）人口与经济集中度分布及特征
1. 人口与经济地理集中度分布基本一致
如图3、图4所示，大多数边境县（市）人口地理集中度和经济地理集中度总体相符，即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基本一致。2000~2020年，瑞丽市人口地理集中度和经济地理集中度均位居第一，贡山县和江城县的人口地理集中度和经济地理集中度始终位于最低等级。此外，瑞丽市、景洪市和河口县等拥有国家级口岸的边境县（市）人口地理集中度和经济地理集中度均位居前列，充分享受到了边贸与口岸红利，成功吸引了更多的人口、资本、技术与信息等生产要素集聚，促进了该区域经济更好的发展。但同时应注意的是，边境县（市）的人口聚集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在21世纪头20年，已形成相对较为固定的分布格局，对于经济发展水平始终较低的县（市）而言，若要打破既有分布格局，寻求更好发展渠道与空间，不仅产业发展转型势在必行，留住本地人才、吸引青年群体返乡就业创业更是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实现乡村振兴，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
2. 人口与经济地理集中度差距均在扩大
整体上，云南省25个边境县（市）人口、经济地理集中度的偏差值在2000~2020年均呈增大态势（表2）。人口地理集中度偏差值呈持续增大发展态势，说明云南边境县（市）之间人口地理集中度差距在不断扩大，边境县（市）人口净流出成为普遍现象，而且波及的县（市）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广，但同时部分边境县（市）对区域人口有着强大的吸引力，成为区域内人口聚集的极点。经济地理集中度偏差值虽然在2000~2010年呈下降趋势，但在2010~2020年期间又大幅增长，且2020年偏差值高于2000年，即云南省25个边境县（市）之间的经济地理集中度的差距同样在不断增大。以上分析可看出，2000~2020年边境县（市）之间的人口与经济发展差距在不断扩大，部分边境县（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不够乐观。
基于上述综合分析，假设2得以验证。
（四）人口与经济耦合协调类型空间分布及特征
1. 人口与经济耦合总体积极向好，边贸与口岸红利凸显
2000~2020年，云南省25个边境县（市）人口与经济的耦合协调类型空间特征变化较大，经济超前型、经济落后型县（市）逐渐减少，经济协调型、经济发展型县（市）逐渐增多，各类型结构上愈加偏向橄榄型（图5）。其中，瑞丽市、河口县始终属于经济超前型地区，作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排名全省前两位的口岸边境县（市），边贸和口岸红利为其带来了超前人口聚集程度的经济发展，对其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显著且积极影响。然而，拥有景洪港和西双版纳国际机场两个国家级口岸的景洪市，在2000、2010年发展中都属于经济超前型，但在2020年回落至经济协调型。从其人口持续正增长、GDP稳定增长的情况可推测，新冠疫情带来的冲击给其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小压力。可以看出，拥有国家级口岸的边境县（市）耦合协调类型大多属于经济协调型，经济发展较好，边贸与口岸红利作用凸显，且对周边边境县（市）起到了积极的辐射带动作用。
2. 人口再分布促进人口与经济耦合协调度不断提高
2000~2020年，云南省25个边境县（市）人口与经济发展协调度总体不断提高，良好的经济发展固然是极为重要的原因，但与边境县（市）越来越普遍的人口负增长的影响也密不可分，由此说明边境县（市）人口负增长或许并不是阻碍其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因素。在人口自然增长率持续走低的背景下，边境县（市）间人口增减更多地受人口再分布的影响。边境县（市）因特殊的地理因素、政治因素、文化因素等多重要素使发展受限，生产生活资料有限，人口过剩反而会加剧发展困境，适度人口能对经济发展起到更为积极有效的实践作用，人口要素应在“市场调节为主政府调控为辅”的原则下尽可能自由地流动，以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进而促进各边境县（市）间差距缩小，与全省甚至全国各经济发达县同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比如镇康县、耿马县和沧源县就是发展较好的典型，2000~2020年，上述3个县人口始终呈负增长态势，但并没有成为经济落后型边境县，且耿马县始终属于经济协调型。
3. 各边境县（市）发展仍面临严峻挑战，福贡县发展陷入困境
虽然边境县（市）人口与经济分布耦合协调类型总体上呈现积极向好发展的态势，但经济发展型和经济落后型边境县（市）占比仍高达48%。且在2000~2020年间，许多边境县（市）耦合协调类型始终处于经济发展型并没有实现向上提升，经济社会发展在一定意义上陷入相对停滞阶段。另外景洪市、勐腊县从经济超前型“降级”，也警示着全省边境县（市）经济社会发展仍面临严峻挑战。此外，福贡县属边境县（市）积极向好发展大趋势的唯一例外，2000~2020年，耦合协调类型始终是经济落后型，并且在2020年成为唯一一个经过20年发展仍为经济落后型的边境县，证明其经济社会发展正深陷困境，亟须因地制宜地选择适合本县的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
图5 云南省25个边境县（市）人口与经济耦合协调类型（2000~2020年）
五、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反映人口质量的两个指标均值持续上升，2010年平均受教育年限均值比2000年高1.285年，2020年比2010年高0.969年，说明随着义务教育普及程度提高，人口质量持续提升。但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边境县（市）总体受教育年限均值仍未达9年，且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各边境县（市）应加快提升居民受教育年限。另外，2010年城镇化率比2000年提高了6.002%，2020年比2010年提升了12.824%，说明云南省边境县（市）城镇化进程在加速，但均值仍然较低，低于全省平均水平，远低于全国均值，离现代化指标值差距尤其大，需要加快边境地区人口城镇化进程。
就业人口结构方面，第一产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重的对数持续降低，第二、三产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重的对数持续升高。第二产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重的对数始终最低，反而第一产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重的对数始终最高，证明云南边境地区有一定的农牧业基础，不应盲目将就业人口从第一产业转出，但应考虑提升第一产业劳动就业效率，提高就业质量，因地制宜地选择边境产业发展道路。
（二）回归结果及分析
表 4中的模型1显示了混合OLS模型回归结果，由模型结果可知：
1. 人口数量红利已不是云南边境县（市）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推动力
模型1结果显示，15~6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RL）越高，云南省边境县（市）人口与经济耦合协调指数反而越低，二者间呈显著负相关关系。无论是耦合协调分析，还是描述性统计分析均证明，人口数量过多反而不利于云南省边境县（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根据回归结果可证明，对该区域而言，人口数量红利已不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简单依靠人口数量增长而提升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途径并不适用。我国普遍存在人口多但质量不高，且人均占有资源低的情况，加之大多数边境县（市）因为特殊的历史背景和自然环境劣势，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上限有限，古典经济学针对人口与发展的观点并不适用于该区域的情况。因此，科学、适度的人口容量与资源匹配更贴切于云南省边境县（市）经济社会发展实际。
2. 聚焦提高人口质量并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是寻求发展的关键举措
由模型1结果可知，提高人口质量对云南省边境县（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提升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其中人均受教育年限变量在99%水平上显著，城镇化率变量呈边际显著。根据前文分析，云南省边境县（市）的人口外流、区域人口再分配情况普遍，过多的人口反而会阻碍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提升，加之该区域生产资料较为有限，因此聚焦提升人口质量，获取并释放人口质量红利成为边境县（市）经济社会取得进一步发展的关键举措。人口质量红利实现的基础首先表现为人口受教育状况，回归结果表明，提升人均受教育年限和加快城镇化建设，可显著促进边境县（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即云南省边境县（市）的经济社会发展依赖于人口质量红利的进一步提升和释放。因此，提升人口质量和人力资本才是寻求发展的重中之重。
3. 加快就业人口向第三产业转移是促发展的有效途径
模型1结果表明，云南省边境县（市）的三次产业从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重高低与其耦合协调指数的相关性并不一致。其中第三产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重的对数与耦合协调指数呈在99%水平上的显著正相关关系，即第三产业人口占行业人口比重越高，越能促进边境县（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显著提升；第一产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重的对数与耦合协调指数呈正相关关系，但并不显著；然而，第二产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重的对数与耦合协调指数却呈在95%水平上的显著负相关关系，即第二产业人口占行业人口比重越高，反而不利于边境县（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大多数云南省边境县（市）自然条件各有劣势，地形地貌复杂，或山势连绵，或地处石漠化地区，或海拔高低悬殊，交通不便、生产条件差、经济基础薄弱。该区域拥有较好的种植业和畜牧业基础，且其第二产业从业人口数量和人均GDP拟合方程的系数逐年下降，至2020年为负，第二产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有限。故该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应因循守旧，而应因地制宜，借助较好的种植业和畜牧业基础，以及地方文化，加速第一、第三产业的产业融合，加快就业人口向第三产业转移。
此外，回归结果显示，新冠肺炎疫情对云南省边境县（市）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2010~2020年大多数边境县（市）的经济增速明显放缓，在后疫情时代，各级政府应通过政策调节等途径促使边境县（市）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
至此，基于以上综合判断，假设3得证。
（三）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以上选取的诸变量确实对云南省边境县（市）的人口与经济耦合协调指数产生相应影响，且验证前文分析得出的边境口岸促进人口与经济耦合协调指数提升、边贸红利积极效应愈发凸显的结论，本文选择加入“国家一级口岸数量”（Port）变量后再次进行混合OLS模型回归，进行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如表 4模型2所示。由模型2结果可知，在加入“国家一级口岸数量”变量后其他变量的回归结果显著性与模型1基本一致，效应方向与模型1完全一致，表明本研究结果较为稳健。且模型2回归结果表明，“国家一级口岸数量”变量和耦合协调指数呈在99%水平上的显著正相关关系，由此前文得出的边境口岸促进人口与经济耦合协调指数提升、边贸红利积极效应愈发凸显的结论得证。
六、结论与启示
（一）主要研究结论
第二，人口与经济发展协调度在不断提高，但区域内差距在扩大，发展仍面临严峻挑战。2000~2020年，边境县（市）总体人口与经济发展协调程度不断提高，经济聚集程度与人口聚集程度愈加匹配，经济落后型边境县（市）明显减少。但部分边境县（市）始终陷于经济发展型的困境，并且景洪市、勐腊县从经济超前型“降级”，都证明部分边境县（市）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前景仍不容乐观，其中福贡县的发展形势最为严峻。此外，该区域内人口与经济发展存在较大的差距，且差距在不断扩大，区域内协调发展仍然面临不小的挑战。
第三，第三产业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柱产业，第二产业对该区域发展存在一定的消极影响。进入21世纪后，第三产业成为云南边境地区促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对该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极其显著的积极影响。但同时，因为该区域地形地貌复杂，交通不便，生产条件差，经济基础薄弱，第二产业发展较为困难，较多的第二产业从业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此外，还应注意该区域有较好的第一产业基础和较大的第一产业从业人口基数，且第一产业对经济社会发展呈积极影响，因此不应盲目将就业人口从第一产业转出，而应积极寻求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融合发展。
第四，人口负增长范围在扩大，边贸红利效应已显现。2000~2020年，人口负增长边境县（市）显著增多，年均GDP增长率较为稳定。至2010~2020年间，除了盈江县外，所有边境县（市）年均GDP增长率均超过全省平均水平。证明边境县（市）经济发展稳定向好，但这与其起点较低、有较大上升空间的情况有密切关系。此外，拥有国家级口岸的边境县（市）在GDP增长率、人口地理集中度、经济地理集中度和人口与经济耦合协调度等方面均处于较高水平，且国家一级口岸数量越多，边境县（市）人口与经济耦合协调指数越高，证明边贸和口岸红利对边境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发挥着显著的积极作用。
（二）启示与思考
其次，加速推动就业人口向第三产业转移，促进后疫情时代的文旅产业加速复苏，加大力度发展边境全域旅游。云南省边境线漫长，与缅老越三国接壤，地域文化丰富多样，为发展文旅产业提供了丰富资源。在边境县（市）第二产业发展较为困难的情况下，各级政府应通过政策鼓励和倾斜，引导就业人口加速向文旅产业转移，大力发展边境全域旅游，助力云南旅游强省的建设。应借助云南省委提出的“3815”战略发展目标谋划这一契机，深化省际、国际旅游合作，打造中老铁路沿线黄金旅游线路，加快发展边（跨）境旅游。同时，探索建设中越、中缅铁路及发展沿线旅游业的可能，进一步促进云南边境全域旅游多样化发展。各口岸在后疫情时代应逐步恢复“边境一日游”政策，恢复并进一步提升对游客的吸引力，促进跨境旅游复苏和经济发展。此外，应充分发挥特色农产品农业区、带的优势和资源，大力发展农业旅游产业，促进边民增收。
最后，进一步深入推进“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行动，加快推进口岸经济发展，释放口岸红利，推动边民互市和规范化发展。结合全省乡村振兴战略，高质量地推进现代化边境幸福村建设，深入推进边疆民族地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一步推进稳边、强边、固边工作，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提升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以留住边民，依托边民守边维护边境安全和社会稳定。此外，把云南建设成为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是云南的政治责任与历史使命，边境县（市）作为对外贸易前哨更是重中之重。跨境贸易作为云南边境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柱之一，在进入21世纪后的20年间极大地促进了口岸县（市）的经济发展。在后疫情时代，各级政府应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进一步深入推动边贸发展，探索发展模式，在保证国家权益的前提下优化简化通关、报关手续，提升东南亚、南亚跨境贸易由云南口岸通关的数量和比例，充分发挥边贸与口岸红利效应。此外，要在边境地区积极推进边境县（市）“先富带动后富”，努力扩大边贸红利辐射范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注：文章公众号推文中的参考文献及注释省略，详见纸刊）
文章刊于《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年第6期
初审：李有江
复审：和智利
终审：黄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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